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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聊斋】百年故纸藏着怎样的金融秘史——“申档”专家邢建榕

发布日期:2021-09-13 11:20   来源:未知   阅读:

  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定位之一是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其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经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影响波及远东地区,也诞生了一批大名鼎鼎的银行家。他们中的大部分既有世界眼光,又有传统根底;既有远大理想,又能脚踏实地;既风光无限,又饱经沧桑。在外敌入侵、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乃至不断遭受绑架勒索的乱世之下,在财力雄厚的外国银行和根基深厚的旧式钱庄的双重夹击下,他们图生存,求发展,不屈不挠,努力进取。

  今日,我们试图从书信档案的故纸堆里,发掘近代金融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某些切面,随时吉光片羽,但连珠成串,有时也能将历史的碎片或断面拼接成一副有意思的图景。

  本期【金史聊斋】特别邀请上海档案馆副馆长、中国近现代史、上海史专家邢建榕先生,与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近代文献整理研究部主任、盛宣怀档案专家王宏先生,一起来聊聊“金融书信”这个话题。

  邢建榕既是档案专家,又对字画鉴赏极有研究。在他眼里,名人书信存在三种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价值关系,那就是史料价值、鉴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他认为,一封有价值的书信应该首先要具备反映时代的功能,能从信中映射出时代风貌、社会背景、历史事件的,就有了研究的价值,可以让专家们去知微见著。虽然是零星的、碎片式的史料,但终究可以向历史学家提供有效信息,这便是书信很重要的一种价值。

  王宏对此表示非常认同,他说,以前官方有“驿站”,民间有“信便局”,都是专门送信的机构,我们经常会在旧时的信封上看到“酒资付讫”的字样,这里的“酒资”就是今天的邮费的意思。其实,信封上就有很多可供研究把玩的东西。比如,根据信封上的地址,历史学家就可以考证某位历史人物工作生活的轨迹,甚至可以获得地理学意义上的某些信息。

  又如从寄信和收信的时间,可以考证当时的交通状况。如果是官方送递邢建榕 的,信封上会很清晰地标注:送出时间、路经地点、途中用了多少匹马。王宏说,他看到过最多的是“六百里加急”,那是一封信、一个人、数匹马的接力赛。

  名人效应是影响书信价值的重要因素。名人效应和史料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书信的收藏价值,而且两者不可偏废。比如,写信或收信人名头很大,但信中内容讲的都是家长里短蝇头小事,或者倒过来,信件内容倒是可以反映一定的时代背景,但写信人籍籍无名。前者是有名人效应但无史料价值,后者是有史料价值而无名人效应,这两类书信都不会有太大的收藏价值。只有既具备名人效应,又富含史料价值的书信,才会有比较高的收藏价值。

  而书信的鉴赏价值则取决于其外在的品相和书法艺术性。邢建榕坦言,虽然他一般比较注重一件档案或一封书信的史料价值,但如果外观破破烂烂,脏兮兮的,总归让人觉得不太舒服,毕竟一件好的书信还可能具有良好的艺术鉴赏属性,缺了这一块,也很遗憾。

  邢建榕对民国金融史研究颇深,他看过的与银行家有关的书信,可谓不计其数,于是从中总结出诸项特点。

  首先是银行家的社会交际、人脉网络通常极其广泛,他们交往对象上至大人物:政治家、军事家、抗战将领、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与银行家有书信往来,借钱的借钱,要求赞助的要求赞助,还有很多是来“开后门”的。因为银行从来就被看做是“金饭碗”,写信求职和推荐求职的很多,邢建榕开玩笑说,如果单独把那些求助于银行家开条子、开后门,诸如介绍自己的学生、亲戚进银行工作等等诸如此类的信件编出来,出几大本书信集是不成问题的。

  当然, 民国这段历史有其特殊性,银行家之所以跟政界头面人物交往颇深,主要是因为蒋介石的上台与他们有关,南京政府的成立也靠这些银行家支撑,战争的军饷、粮草也有银行家赞助。所以,当时的银行家们跟蒋介石、孙中山他们都有很密切的往来,在书信中商讨经济政策的情况比比皆是。

  1894年1月,孙中山草就《上李鸿章书》,但如何才能送到李鸿章手中?他想到了自己行医过程中认识的地方官员、已退休的澳门海防同知魏恒。魏非常赏识孙中山的学识和医道, 欣然致书盛宙怀, 请他推荐给其堂兄盛宣怀,再请盛宣怀将孙中山介绍给李鸿章。1894年四五月间,孙中山在陆皓东的陪同下, 持魏恒书函至上海,见到了盛宙怀。盛宙怀立即写了一封致盛宣怀的引荐信,请求盛宣怀给孙中山以帮助。孙中山逗沪期间, 与同乡、著名的改良派郑观应相遇,郑观应长期在盛宣怀手下办洋务,与盛宣怀关系非同一般,也写信给盛宣怀,称赞孙中山“少年英俊”。同年6月,孙中山持盛宙怀、郑观应、王韬三封信,抵达天津。盛宣怀接信后“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孙中山往见”。虽然最终没能见成,但书信往来之间,把这段历史还原得分毫毕现。

  如果将银行家的来往函件加以系统整理,将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提供许多新的素材。“我越来越感到,在诸多历史活动的背后,往往有金融这只手在舞动。”邢建榕说。

  上海档案馆前几年编辑出版了《中国近现代名人墨迹》,一共收录了200多位名人的墨迹,各行各业都有,但是其中大量是银行家。

  这套书编下来,邢建榕发现,现存名人墨迹档案,银行是最主要的来源。究其原因,不难理解,因为银行内部各类机构设置和工作流程远比一般的组织严谨和规范,因而银行的档案一般也做得细致规矩,而且注重保存。所以只要是银行拿出来的档案,每一件都比较完整。

  所以在邢建榕看来,银行也是保存和提供这些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政治军事领域高层人士书信的主要阵地和来源。在编《中国近现代名家墨迹》时,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因为档案虽多,但选来选去好像总会与银行家搭上关系,除了银行家写的书信,还有更多是写给银行家的,他们在编辑时已经刻意避开,否则这本“名家墨迹”就差不多变成“金融书信”了。香港免费资料金牌谜语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档”总量是17余万件,其中有8.5万件信函,恰占半壁江山!为什么“盛档”得以如此大规模的留存?据王宏介绍,其中不仅有金融家的“档案意识”,还有一些与上图的因缘巧合。

  盛宣怀此人非常细心,而且具有非常强的“档案意识”,他的档案都是一包一包整理得非常细致、规范。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早就想好要编“全集”,这项任务他交给外甥兼书办的吕景端来操办, 当时的“ 盛档”大部分放在上海的盛家祠堂里。后来周边马路拓宽的时候,“盛档”一度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幸而盛家与张元济关系密切,张元济到上海来就是李鸿章托人给盛宣怀写了手谕,请他对因参与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后被革职的张元济多加关照。盛宣怀就聘他为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1937年上海沦陷后,叶景葵、张元济鉴于“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私人藏书又因战乱而大量流失的现状,便商议发起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上图历史文献部前身)。由于盛宣怀与张元济的这层关系,“盛档”有了图书馆的保护,成为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私人档案。

  作为档案研究专家,邢建榕提出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书信档案中,很多大的银行家,或者大政治家,并非本人墨迹。虽然这个问题看似一个专业领域的问题,但对书信收藏者和拍卖市场而言似乎也是一个不得不深入研究的问题。

  邢建榕说,银行家、名人本身大多未必是书法家,除了像孙中山、于右任这样书法风格比较明显,很多人还能识别;像蒋介石的字大多数人就都未必辨认得出,李宗仁、白崇禧的字,能识别的人就更少了。

  如果要说个比例的话,邢建榕认为,大概八成以上的书信都不是亲笔信,市面上流传的,大多不是。很多人认为,只要落款是谁,我们就认为是谁写的。但真的从价值来讲,相差太远了。孙中山亲笔书信,和他的秘书代笔的书信,虽然落款都是孙中山,价值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在那个书信还作为主要通信手段的时代,那些银行家、大人物每天要写的书信,包括公务的、私人的,还有半公半私的,可以多达几百封!这是今人无法想象的。因而,代笔现象可想而知是普遍的。

  王宏说,盛宣怀与李鸿章的通信也有这样的特点,李鸿章写给盛宣怀的信大多不是亲笔信,而盛宣怀写给李鸿章的则大多是亲笔信。

  还有一种情况,不管是亲笔还是代笔,新的内容完全不能反映写信人的真实想法或情感,就是很公事公办的那种,应酬性质的,你写信给我,我没办法,只能礼节性地回一封。这种信其实没什么研究价值,也没什么收藏价值。一眼就能看出,写信者是“不经心”的,完全是应付而已。邢建榕打了个比方,就像一位画家,他花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完成的一幅作品,与遇到别人求画而难以推脱时信手草就的一幅画,两者的价值可能一样吗?

  许多著名的文化人士与银行家关系密切,有大量书信往返。梁启超胡适林语堂梅兰芳、金岳霖、宋春舫、林同济等著名学者,都曾得到银行家的经济赞助,当然他们也是银行家倾心请教的对象,弥足珍贵的是,他们的一些函札也留存在银行档案里,内容也与经济活动有关。从研究银行家生平和思想活动的角度来说,这些墨迹虽不是银行家本人的,但也是不可或缺的。可惜,迄今未见有银行家函札或银行家友朋函札出版问世,亦未见专门研究者和收藏者。

  不过邢建榕认为,我们以往对银行家墨迹的解读或研究,侧重于史料的内容和价值。他建议目前大可注意的是,应该从文化和文物的角度,挖掘其书法底蕴,判断其在民国书坛的地位。这项工作之所以尚未起步,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家不以书名闻世,银行家之墨迹留存自然不多,而且养在深闺人未识,迄今未被专家和大众所熟悉,自然也谈不上研究和判定。即使在以银行档案收藏宏富著称的上海市档案馆,所见银行家墨迹虽然绝对数量不少,但分散在成千上万卷档案里,就显得零星散叶,似乎无足轻重。若有有心人对银行家墨迹加以收集、整理、研究、出版,对丰富那个时代独有的金融历史和金融文化,以及民国书法史研究,功莫大焉。澳门三合彩资料图库